鲁枢元被学界称作“游牧型学者”，他的治学理路常常逸出固有的领域与既定的规则，而与时代精神的走向暗合。在新旧世纪之交，他亲历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盛行之下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开始关注自然生态与人类精神活动的关系。2020年出版的《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是他多年来从事“生态文化”研究中所作演讲与对话的精华汇编。文章的时间跨度从1995年至2020年，清晰地展现了他深耕细作、上下求索的治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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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持续不断、遍布全球的生态危机，鲁枢元敏锐地觉察到“人类历史也许已经到了该‘转弯’‘改道’的时刻。工业社会之后的理想社会，或许不应该是工业社会的持续发展，而是一个超越了现状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生态学将发挥重大作用，人们将摆脱机械论思想的束缚，将走出经济利益的狭窄牢笼，人们对权力和财富的角逐将受到抑制，‘人类福祉’将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压力将由此得到减缓”。在他看来，这个时代就是“生态时代”。
在面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时，生态时代应该拥有“新的历史观”。在工业时代，一批思想家在“启蒙理性”“线性发展观”的指引下，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对立起来，认为启蒙之前的社会形态是黑暗的、落后的，必须摒弃，只有在理性主义支配下的科学技术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农业的工业化、乡村的城市化、农民的产业化使人类社会在单一向度上迅猛发展，物质财富的积聚成为社会发展的最高标志。诸如资源枯竭、物种锐减、大气升温、环境污染、国家之间竞争的加剧、人群之间隔膜的加深、个人精神世界的病变，层出不穷的生态危机无不肇始于此。由人类观念的偏差造成的生态危机，还必须从观念的矫正着手解决。
鲁枢元在本书中对强势的工业时代逻辑展开了反思，并尝试用“东方智慧”重新审视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和生态文化间的关系。他相信社会要想变得更完善、更美好，就一定要从前现代社会吸取某些生存智慧，从农业时代的文化中汲取某些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他看来，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土地中求生，人类与自然共存于一个有机体中。他在文章中借助一个汉字“风”，层层剥笋，呈现出中华民族在农业时代的生存状态、价值观念、文化模式。在他看来，“风调雨顺”就是农业社会的资源，相当于工业社会的煤炭与石油。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风调雨顺的风、世风民风的风、风骚风流的风、高风亮节的风、风水望气的风、感冒伤风的风……都是那个古老汉字“风”的衍生物；“风”的语义场辐射到中国古代哲学、农学、医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文艺学、建筑学的各个领域，将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融会贯通为一个和谐统一、生气充盈的系统，从而体现出中华民族古典文化高度的有机性与整合性。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农业文明，主张万物一体、万物有灵、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其核心就是一种生态文明。
人类社会的历史不会一往无前地直线发展，而是循序递进、周而复始、往复演化的。人们在建设当代生态文明时，无论如何都不能无视充满生态精神的古老东方智慧。
农耕时代的田园生活可以作为现代人营造美好生活的参照系。鲁枢元认为，在陶渊明身上凝聚了东方民族的生存大智慧。书中选取陶渊明诗文中的四个关键词（樊笼、回归、清贫、桃花源）加以阐述。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的“樊笼”还是“木头”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木笼”已经变成“铁笼”；现在，“铁笼”已经进一步变成了“电子牢笼”， “手机”便可以将一代青少年一网打尽！
生态批评家艾伦·杜宁曾断言“消费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真正幸福美好的生活来自三个“源泉”，即和谐的人际关系、适度的劳作和属于个人的自由闲暇时间。而这“三个幸福源泉”在陶渊明的诗文里随处可见。这样的生活是清贫的，也是健康、淳朴的， “低碳”的。
陶渊明的诗歌是自然主义哲学的绝好阐释， “自然”意味着“崇尚自然”“随顺自然”，将个体精神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并从中获取心灵自由，即海德格尔所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印度诗哲泰戈尔也曾提出要以丰富的精神活动、情感生活、灵魂的提升取代泛滥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创造一个祥和安定、幸福美好的时代，试图以东方精神性的、诗性的智慧疗救现代工业社会的“硬伤”。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说：“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面临的问题。”这也是鲁枢元在他的这本书中再度复活陶渊明精神的初心。
“东方智慧”将助推中国学术精神的世界化。鲁枢元坚信生态无国界，“人与自然”的问题是地球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个“元问题”。这个问题的妥善解决有待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通力合作。书中，他将中西文化交流的百余年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知识界羡慕西方、效仿西方；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思想家们纷纷对自己的启蒙理念、工具理性及社会进步理论产生怀疑并展开批判，古老的中华文明成为他们反思自己的参照系；第三阶段以生态时代的到来为起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素朴的现象学思想、先天的整体论与生成论思想、和谐的自然美学、自发的生态精神，已经成为人们再也无法拒绝的学术资源和精神能量”。
从商周到明清，中国的文化典籍在历史长河中一直保持着它的绵延性。当代西方哲学家在反思“现代性”时，往往会从中国古老的学术资源库中求取援助。海德格尔从老子那里借助了“无”的思想来构建其存在主义现象学；借助老子的“域中有四大”来谱写他的“天、地、神、人”世界的“四重奏”；借助老子的“道”来表述他的“林中路”“通向语言之路”。生态运动的先驱史怀泽在对听众宣讲现代科技给人类的道德精神造成的损伤时，也曾详细地复述了庄子笔下“抱瓮老人”的故事。
时代的变化在于：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维系全人类生死攸关的迫切问题。在新的世纪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在中西方学术交流中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并将进一步推进中国学术精神的世界化。
生态时代应创立“绿色话语方式”。鲁枢元认为，现代的学术形态、学术规范，不过是牛顿物理学与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固化而成的一种书写习惯。自然科学学术论文的书写方式也成了所有学术文章书写的模板，学术论著的写作被视为一个从现象到本质概念的形而上运思过程。很早以前，歌德就已经洞悉到其中的弊病：“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而在生态时代，疗救“理论灰色弊病”的时机已经到来。
鲁枢元认为人类的语言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语言“不仅与人类清明的理性密切相关，还始终与人类的身体、情感、意志、意向密切相关，与人类种族进化史中的生物性、心理性、文化性、社会性的积淀以及个体记忆密切相关，甚至还与人类生活其中的地域、天候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像法布尔的《昆虫记》、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史怀泽的《敬畏生命》、麦茜特的《自然之死》、戈尔的《濒临失衡的地球》，以及波斯曼的《童年的消失》《娱乐至死》，等等，这些影响深远的著作充满了主观视角、自我体验、个人情愫、瞬间感悟、奇妙想象。在其中，案例的举证多于概念的解析，事件的陈述优于逻辑的推演，情景的渲染胜过明确的判断，随机的点评超越旁征博引的考据。这些看似不规范的学术著作，既深潜于经验王国的核心，又徜徉于理性思维的疆域，是生态文化研究领域公认的“学术经典”，即鲁枢元所说的活色生香的“绿色学术”经典。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学术文章与文学作品的区别并不是壁垒森严的。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学也是文学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是论文也是辞赋。对于人类精神表达而言，“诗化修辞话语”比“科学逻辑话语”其实更具魅力，永垂宇内、不可复制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刘勰的《文心雕龙》。
在本书的后记中，鲁枢元写道，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的跨界研究路径从心理学到语言学再转向生态学，研究的视野也渐渐从文学艺术扩展到思想文化领域。近30年来，他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努力，不过是把“生态”这一原本属于自然科学的概念导入现代人的精神文化领域，把人类“精神”作为地球生物圈中一个异常活跃的变量融汇到生态学中，从而为缓解当下的生态危机、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迎接生态时代的到来展开一些真诚的思考。
（作者系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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